合同订约主体必须存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所谓订约主体是指实际订立合同的人，他们既可以是未来的合同当事人，也可以是合同当事人的代理人。合同订立需要遵循某些基本原则，劳动合同的订立原则也须遵循。 

法律只是限制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的情形，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违约金的情形，法律并不限制。当劳动合同约定了用人单位提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向劳动者支付违约金的情形是，法律并不禁止，用人单位需按约定的数额向劳动者支付违约金。因此，建议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不要约定向劳动者支付违约金的情形。

第119 条的减损规则：“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损失赔偿额的限制上，我国合同法尚缺乏损益相抵规则。所谓损益相抵，是指守约方基于损失发生的同一原则而获得某种利益时，包括费用的避免和损失的避免，在其应得的损失赔偿额中，应扣除其所得的利益部分。损益相抵规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得到一体遵循，但都特别强调利益取得与违约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标准合同纠纷，是指固合同中的标准条款而引起的争议。标准条款，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对于因对标准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标准条款一方的解释。法律对因标准合同纠纷的解决的规定主要从保护被动接受标准合同一方的角度出发的。

合同当事人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可以要求有关机构调解如，一方或双方是国有企业的，可以要求上级机关进行调解。上级机关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不能进行行政干预。当事人还可以要求合同管理机关、仲裁机构、法庭等进行调解。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同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合同纠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应通过民事方式来解决，如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论等。民事方式区别于行政方式和刑事方式，行政方式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合同纠纷，这与民法典平等的理念不符合，在计划经济时代大量存在的行政干预，仍然存在，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违背，刑事方式是国家通过刑事手段来解决合同纠纷，合同一旦需要通过刑事方式解决，就不能称为合同纠纷，而是刑事案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很多，对于此类情况，应以诈骗案处理，而不是一般的合同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布施行后，不仅对规范当事人的合同行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依据。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合同法》第129条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的期限为四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因其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的期限，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该条除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的诉讼或仲裁的时效期间明确规定为四年外，对其他合同纠纷的诉讼或仲裁，规定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可见，《合同法》的诉讼时效期间除前述四种情况外，散见于各具体法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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